发补贴鼓励生育，哪些城市最舍得花钱？

“从怀孕到现在，去医院检查就花了8000多元，另外还有16周之前为保胎花了一万多（元），这娃都没出生，两万多（元）没了。”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不少准宝妈们开始算起了产检开销记录。

“四脚吞金兽”的威力不容小觑，产检开销只是一小部分，除此之外还有衣服、尿不湿、奶粉、洗护、推车等等物品都需要花钱添置。

接近临产期郑女士表示，在这种不得不花钱消费的情况下，如果每个月能够有一些育儿补贴，对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种帮助，自己也一直在关注着当地有关生育支持政策的新进展。

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多地有了关于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新进展，各类举措涉及发放产假、育儿补贴和住房保障支持等方面。其中，直接发放育儿津贴的举措备受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近半年来，已有包括杭州、沈阳、深圳、济南、长沙、哈尔滨6个超大特大城市出台包括发放生育补贴在内的生育支持措施。而最新公布相关措施的，是杭州。

2月22日，杭州市政府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出炉，今年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发放育儿补助。拟向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0000元。

按照2022年人口出生率测算，杭州此次发放育儿补助总金额预计在1.4亿元左右，将覆盖2.5万个家庭。

图源：图虫创意

“真金白银”补贴生育

作为中国14个特大城市之一，杭州称得上是“人口大户”。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2月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末，杭州市常住人口达到1237.6万人，比上一年增加17.2万人，增量居全省首位，是第二名宁波（7.4万人）的一倍有多。

与此同时，虽然2022年杭州人口出生率达7.2‰，自然增长率为2.2‰，同样在省内位居首位，但其总和生育率仍有待提高。

人口出生率是指某个地区当年出生人口与平均人口之比。而所谓“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是最常用来反映生育意愿的指标。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要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

根据去年浙江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浙”十年之人口自然变动》，从浙江省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来看，杭州是全省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城市，只有0.96。其次是湖州、绍兴总和生育率均为0.98。

这意味着，在杭州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相对较少，生育意愿和也趋于低迷。

浙江各地总和生育水平统计表格（图源：浙江统计微信公众号）

而从全省范围内来看，浙江省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普遍延后，晚育现象比较普遍。

数据显示，浙江省29岁及以上年龄段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均高于2010年的生育水平，尤其是29-39岁年龄段，平均每岁高出8.26个千分点。

在生育意愿较低迷、妇女晚育现象较普遍的背景下，在杭州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杭州市政府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出炉。

其中“‘抚幼育苗’在杭州”民生实事项目提出，杭州今年将向新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育儿补助。具体来看，杭州将首次拟向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0000元。

除杭州以外，目前《温州市户籍人口一次性生育补贴发放办法》（以下简称为《办法》）也正在温州市政府官网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元、2000元和3000元。

根据《办法》，享受一次性生育补贴的对象需满足2022年9月24日（含）起分娩且分娩时夫妻双方或单方为温州市户籍人口，其中单方户籍人口需子女落户温州，补贴经费由县（市、区）财政专项资金安排。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不同于温州对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全覆盖，此次杭州的政策主要针对二孩、三孩家庭。

根据杭州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的表述，从人口监测数据和调研情况发现，2017年以来，杭州一孩生育率总体平稳，但二孩、三孩出生率直线下降，适龄市民对于二孩及三孩生育意愿明显偏低。其中，二孩出生数量减少在出生人口下降中占主导地位。

而影响二孩、三孩出生率的主要因素是生育、养育、教育的压力，因此杭州将育儿补助对象确定为这部分家庭，通过减轻相应负担来提升生育信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白色毯子上的新生女婴。图源：图虫创意

不只浙江，近期云南、山东济南、湖南长沙、四川攀枝花、广东深圳等多地也发放“真金白银”，推进一系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其中，近年来受人口问题困扰的东北地区也在发放育儿补贴，加强住房保障支持，力求缓解群众压力。

今年2月，沈阳印发《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其中包括，建立家庭育儿补贴制度，对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止。

除此之外，沈阳提出在配租公租房时，对于符合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以优先配租，可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在支持多孩家庭购买自住住房的政策方面，对生育二孩、三孩未满18周岁的居民家庭在沈阳行政区域内已拥有2套住房的，可在沈阳限购区域内再购买1套新建商品住房。

对生育二孩、三孩未满18周岁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房的，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1.3倍。

人口形势在变化

为什么要实施育儿补贴？这与近年来的人口形势变化密切相关。

从全国来看，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达141175万人，较上年未减少85万人。

其中，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对比2021年数据，新生人口减少了10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比2021年下降0.75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下降0.94个千分点。

而早在2022年8月，国家卫健委党组在《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文中提到，随着长期累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进一步释放，我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不仅如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至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的历史最低水平。从历史和国际社会经验看，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下滑至1.5以下，就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由此看来，在人口增长缓慢、人口趋于负增长、生育意愿低迷等背景下，“少子化”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母亲与她的新生儿（图源：图虫创意）

对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左晓斯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8，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步入少子化阶段。“少子化源自偏低的总和生育率，这不只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会出现这种情况。”

谈及其原因，在中国人口学会此前召开的“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专家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陈卫教授曾解释道，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女性规模不断减少、女性初婚年龄加速推迟、已婚女性生育率下降。

“深层次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导致群众生育意愿较低，这与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高等教育扩张带来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有很大关系，生育成本大幅上升成为影响生育决策最关键因素。”陈卫说道。

除此之外，左晓斯认为，相较于其它国家或地区，目前中国在家庭育儿方面的配套服务尚不够完善。例如，现阶段全国0-3岁小孩的优质托育服务不足，不少地区存在公立幼儿园学位紧张、私立幼儿园价格昂贵等问题，这些都会给家庭带来养育上的压力和焦虑。

在此背景下，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与2021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相比，本次经济会议不仅指出人口少子化的倾向，同时着重于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

年轻的孕妇保存着一个家庭的剪纸。（图源：图虫创意）

早在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相关文件，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一年多来，全国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以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

在生育补贴方面，左晓斯分析称，发放生育补贴，在提振生育率、营造优良生育环境方面释放出积极信号。但是从效果来看，仅仅只用生育补贴这一招，不足以提振生育意愿。

“其实，包括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都出台了不少关于生育养育的激励措施，但从实践成果来看，愿意生育的人，不会在意这些补贴，而对于那些不愿意生育的人来说，并未看到明显的成效。因此，除了补贴之外，也要降低养育、教育、住房等综合成本压力，完善各项配套。”左晓斯说。

同时，他还指出，接下来可以更多关注于家庭服务的社会化。“一个家庭不仅有小孩，也有老人，如果可以社会化或者社区化地照顾这两类人群，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能够较大程度地缓解这方面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