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探讨现代社会风险与人类恐惧的关系

《风险接受：社会科学视角》，[英文]玛丽·道格拉斯着，熊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59.80元

对风险的讨论总是与人类对未知的永恒恐惧密切相关，代表着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想象。古人云：“天不能预知事，道不能事前谋。迟缓既定，怎能知时辰。”现代社会，风险问题似乎变得更加显着，从自然灾害到金融危机，从环境污染到医疗事故，有关风险的新闻不断报道，成为社会巨大焦虑的注脚。新的风险伴随着新的术语：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基因改造。人类社会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老风险尚未消退，环境问题依然严重，不少地区民族宗教纠纷依然激烈。恶梦。

针对这一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工业化的发展壮大在产生威胁全局的风险时也蕴藏着一种自反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生产和决策体系引发了大量新的风险，使原来的工业社会转变为“风险社会”。因此，需要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来应对和控制此类现代风险。

贝克更喜欢用制度变迁来控制和解决“风险社会”的问题。相比之下，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21-2007）则持更为“保守”的立场。道格拉斯认为，所谓风险不是“现代问题”，而是“人类常数”。风险从未增加，只是影响风险认知的社会分类模式在不断变化。

玛丽·道格拉斯以其作品《纯洁与危险》（1966）和《自然符号》（1972）而闻名，她在宗教和仪式研究领域当然享有盛誉，但她广阔的研究视野并不仅限于此。在他的学术生涯后期，道格拉斯专注于审视欧美文化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留下了《商品世界》、《建设性饮酒》和《社会秩序中的食物》等著作。其中，她的风险文化研究不容忽视，特别是《风险与文化》（1982）、《社会科学的风险可接受性》（1986）、《风险与责任》（Risk and Blame，1996）。

在上述系列著作中，道格拉斯致力于批判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看待风险方面的遗漏。这些学科预设了科学中立且不受政治影响的风险概念。她试图通过跨文化比较来呈现另一种风险观：社会如何构建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和选择。同时，风险的建构也影响着风险归因问题，这关系到风险的道德和政治含义，以及影响个体决策的深刻制度基础。

一

与当时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主流风险观不同，道格拉斯希望努力摆脱传统风险评估中关于风险的“科学”预设，纳入社会文化视角。 1982年，道格拉斯和政治学家亚伦·维尔达夫斯基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风险的书《风险与文化》。当时，引起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风险问题还笼罩在一层“科学话语”之下。主流观点认为世界是科学知识的对象，可以通过科学来理解和改造。换句话说，科学发展一方面被视为风险增加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上升为解决危机的关键。人们认为，原始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禁忌，是因为迷信或缺乏知识。因此，随着科学知识的增加和技术的发展，只要人类能够了解风险“真实”的一面，就可以消除风险。事实上，这种类型的风险分析通常依赖于单一的技术方法。他们仅仅利用风险评估机制来计算某种风险的发生和发展，从而忽略了风险固有的文化因素。

道格拉斯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分析的缺点。正如“原始人与神圣和不洁者没有区别”的论调常常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一样，它认为现代人与“前现代人”在风险观上也存在所谓的实质性差异。不同的观点也充满了现代偏见。诚然，统计技术可以更清晰地呈现“风险”，而“异常事件”的呈现也形成了对“正常事件”的认识，但这些技术往往忽视了“正常”背后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在同样的情况下，现代人和原始人对于不幸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原始思维”和“现代思维”都使用各自社会的分类体系来框定这一点。世界。在这方面，强调技术中立的风险观忽视了风险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处理危险事物的方式。道格拉斯甚至更进一步，认为世界上的风险并没有多或少之分，只是不同的文化对风险的看法不同。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文化变迁让人们比过去更加意识到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

那么风险评估机制能否有效分析风险呢？道格拉斯的答案是否定的。她对当时的经济学和心理学进行了无情的批评。这种批判主要围绕传统观点中的三个方法或原则：“成本效益”原则；尊重专家知识；以及个人的认知视角。 。

首先，传统的风险评估严重依赖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原理。这种计算方法被视为一种客观工具，可以衡量干扰行为主观价值的因素。它就像一个计算器。人们只要将数字输入其中，按下按钮，就可以直接得到风险发生的概率。尽管理论上确实如此，但在实践中，人们愿意接受的实际成本与他们表达偏好的成本之间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经济学通常认为理性的人对其环境有相当的了解。他们拥有稳定且有组织的偏好系统，并且可以按照最大化回报的计划行事。但实际上，风险分析的对象是具有各种情绪和记忆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的决策并不理性，这必然导致评估风险的偏好体系不准确。受观察、情绪动机或不透明信息等因素的限制，人们不可能看到所有风险，更不可能列出所有替代决策和结果。因此，没有人能够理解所有的风险。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了解来选择风险和安全。对风险的认识几乎肯定会陷入片面和狭隘的空间。

此外，专家知识的提升也是传统风险评估的一大特色。识别和应对风险的责任被分配给物理、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专家，以消除政治色彩。然而，公共性质的科学活动经常卷入政治辩论，特别是当它们涉及严重分歧的社会问题时。即使那些从实验室走出来的科学家也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威为政治游说团体服务，他们提供的科学观点实际上是在政府官员、活动人士和公众之间不断的拉锯战中产生的。协商，以形成更广泛的意见。政治可能性。试想一下，核辐射的可接受水平是多少？核电站比燃煤安全吗？大型水利工程有哪些利弊以及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对这些问题的科学承诺或警告早已脱离了客观计算，而是与个人偏好、国家政策、政治选举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反复书写着“知识就是力量”的座右铭。

最后，传统的风险评估也常常与个人看法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植根于心理学所倡导的普遍心理规律、人格特质以及人类心灵固有的非理性障碍。道格拉斯继承了涂尔干的人类心理学观点，即个体心理体验是由集体调节和决定的，社会责任的分配应该从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而非个体心理的角度来解释。在她看来，心理学故意采取文化无害的立场，回避社会形成的“共同意识”，无法很好地解决风险感知。这就像时间感。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感知的时间并不像客观的“分钟和秒”那样同质。人们的注意力会加快或延迟感知中的特定时间段。这个过程既不是由人格特质驱动的，也不是简单地由非理性力量驱动的。同样，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也受到时间观念的影响。在相应时间尺度的衡量下，有些风险被强调，而另一些风险则被忽视。这些深刻的差异需要从广义的制度角度来解释。

总体而言，道格拉斯对传统风险评估的批评表明了她对社会文化研究的一贯立场。无论是过度理性化风险决策过程的经济学，还是强调非理性障碍的心理学，都无法为风险解释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为此，道格拉斯另辟蹊径，将注意力从私人信仰转向社会风险，使风险感知成为其文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

事实上，道格拉斯对传统风险评估的批判也延续了他在《清洁与危险》、《机构如何思考》等一系列研究中所倡导的，即他对社会认知图式和集体思维体系的看法。在知识来源问题上，道格拉斯继承了涂尔干的社会超验主义。她认为普遍的人性和人们对经验世界的感知是基于集体分类图式的。然而，分类并不总是清晰的，或者能够容纳所有因素。正是这一点让她发现了污秽禁忌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哪里有纯洁，哪里就有不洁。哪里有分类系统，哪里就会有超越分类经验的异常现象。含义不明确的事物在类别模式中不合适，因此变得不干净。例如，鞋子放在地板上被认为是干净的，但放在餐桌上则被认为是脏的。换句话说，污秽不能被孤立地理解；它必须被理解。它是社会系统排序和分类的副产品。

污秽与社会秩序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道格拉斯认为人体与社会有机体具有连续性：社会结构和宇宙论是通过人体揭示的。对人体的危险来自于对边缘的焦虑，这是一种巧妙地投射到文化中的意识。在象征层面上，结构模糊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污秽。结构越清晰，分类越清晰，相应的紊乱、越界等异常情况就越明显。所有的精神力量都成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以识别这些危险并提供操纵它们的机制。因此，污秽既是维持社会制度稳定所需的边界，也是秩序理念的表达。当界限被跨越、秩序被打破时，相关的禁忌或仪式将为人们提供重建秩序和维持界限的方法。

从那时起，风险不再是危险的客观、明显的后果。它与污染（危险）一样，植根于分类体系构建的概念世界，表达了一定群体对危险的集体信念和价值观。任何对其进行简单“功能解释”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外部分类系统投射到个人的概念结构中，隐藏了塑造思想的元素。特定社会中的个人不会质疑自己对污染和自然的信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而是将污染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社会秩序内化于人类认知之中，并被赋予“不证自明”的真理，掩盖了其人为建构的本质。这种结构的本质甚至可以使看似“自然”的认知模式服务于某些政治目的。避免污染和维持其运行的动机不仅仅是某种客观存在，更多地体现了政治、道德、信仰甚至社会控制。此外，每个社会对风险的认知都是其认知的结果。人们并没有把所有的“危险”都包括在内，而是根据特定的分类系统，将其中一些“危险”“选出”。

道格拉斯的风险感知理论开辟了风险研究的新路径。然而，该作品一经发表，就面临巨大争议。争议之一源于风险的真实性问题。在《风险与文化》中，道格拉斯并没有明确区分风险和危险，而是将两者互换使用。当危险与风险等同时，似乎就意味着风险就像危险一样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如上所示，每种文化都会识别出与其自身体系和价值观相一致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又会成为社会结构。道格拉斯甚至在他1996年出版的《风险与责任》一书中断言，“风险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高度人为的发明”。风险的真实性在分类体系下被消除，成为纯粹的感知。这很难解释现实生活中特定风险的存在，也与前者不一致。

尽管被视为风险建构理论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对于风险现实的态度却一直在摇摆不定。在与对手辩论的过程中，她反复强调自己的研究路径——风险感知，这意味着她揭示的重点不是风险的现实，而是社会如何感知和选择风险。这种认知并不违背物质世界的现实，而是建立在物质世界现实之上的社会过程。此后，她还尝试将风险与危险区分开来，强调风险成为政治话语的可能性。

三

在重申了风险本身的建构性质后，道格拉斯转向风险归因研究，以进一步揭示不同社会的文化因素，特别是道德和政治因素如何塑造风险。在确定风险责任时，现代人习惯于采用中立、客观的责任分配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风险产生的根源进行科学分析。然而，如果风险本身是一种受分类系统支配的集体认知，那么风险的归属自然就是社会的产物。

事实上，风险和责任自然是紧密相连的。正如干净的编码在公共和私人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区别一样，公共分类也永久地协调了社会控制系统内的责任层次结构。每个社区都运行一套由社区共识确定的问责机制。他们预先选择那些应对风险负责的人，并为持久的不幸事件提供理由。纵观医学史，穷人或局外人往往是疾病风险的负责人（无论他们是否真正负责）。因为他们象征着边缘、无序的势力，追究他们的责任可以加强社区团结，让成员的行为符合社区标准。因此，寻找风险责任人也是维护社区的关键。它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分配和成员力量的调动，也起到划定界限的作用。责任人的选出，意味着社区已经就谴责某种行为达成了共识。 “我”与“他者”的界限被重新确认，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

因此，在道格拉斯看来，风险具有“法医资源”的特征。风险的定义和归因取决于赋予结果的政治、审美和道德价值观。所谓辩论，就是把真正的危险与一些未被识别的行为联系起来，把危险编码成对有价值物体的威胁。道格拉斯多次强调，虽然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受到网格群体的束缚，混杂着社会范畴的知识看似是天赐的真理，但制度和权威本身其实是脆弱的。制度稳定需要价值观的自然化以及在特定物质类别中添加道德和政治内涵以保持一致性。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无论是坚守现状还是推翻统治寻求新的发展，都需要有“危险”的代理人。人们利用风险互相指责来维持权威或榨取权力的核心。归因或免除责任的过程强化了社会组织的模式，或者本身就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从这一点出发，群体的风险理念被注入了动态因素，也不难解释社会内部风险文化的变化。

风险作为一种辩论资源意味着其含义的转变。风险与道德和正义有着古老的渊源，风险的内涵与制度对正义的诉求有关，尤其是当社会面临选择——摆脱旧制度的束缚还是维持权威？在个人主义文化盛行的现代社会，风险被分析为危险，扮演着等同于罪恶和禁忌的角色，但两种观点却截然相反。道格拉斯认为，现代风险与禁忌的根本区别不在于预测功能，而在于辩论功能。虽然它也涉及调解个人和社区的生活，但禁忌言论更常用于保护社区免受个人不当行为的影响，并警告人们在伤害社区之前回到正轨。风险言论支持个人并保护他免受社区不当行为的影响，因此引发了围绕责任的争论。在新的归因体系中，关于风险的争论是局部的、自发的，每个死亡都有个人责任和过错。为了避免责任，组织倾向于使用“科学”的风险语言让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例如发布权利通知和免责声明。在持续的争论中，政治已经成为每个人的命题，个人暴露在流动的世界体系中，脆弱而无助。正因为如此，风险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COVID-19大流行席卷全球三年后，我们似乎有更多的理由和需要重新审视道格拉斯对风险问题的讨论。她时刻提醒我们，理解和应对风险问题不仅仅是对当前可见风险的衡量、评估和治理。 ，而应该回归到文化层面、制度层面，乃至人与人性的层面。事实上，道格拉斯对风险的思考从未停留在西方社会的风险认知和归因层面，而是具有显着的“现代性”批判倾向。她扁平化个体之间的差异，试图建立一种无限差异的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想象，令人深表怀疑。对她来说，神创论意义上的“有序宇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或者说是一个值得回归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