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为新面向未来:五四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研究观念的反思与挑战

2019年第1期

勇于创新,面向过去,面向未来

——五四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研究理念的思考

王泽龙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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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面对重古轻今的传统文化复兴思潮和文学史观的困难和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混乱和当代文学研究生态环境的困境。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矛盾自新文学出现以来就客观存在。近100年来,古今文化传统之争基本上没有停止过。事实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念选择,都能从它们的矛盾关系形式中找到各自的思想资源和概念认同基础。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中没有简单的传统。传统是一种复杂而丰富的存在,我们倾向于将其简单化。例如,当我们谈论思想传统时,我们指的是儒家思想和文化,但儒家思想和文化也有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思想形态。余光中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如果我们把儒家文化看成是“孝子”,那么说到魏晋的性格,它的思想传统是叛逆的,是“浪子”的传统,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孝子”呢?今天是“浪子”还是“浪子”?想要一个“浪子”吗?而且,传统是一条河流。它是不断变化的。传统并不是被动的存在。这是一个被解释和不断构建的过去。它可以随时切入当下话语,参与当代思想和话语的建构。

新文学自“五四”以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自己的传统。与古代文学的遥远传统相比,它应该是一个近传统,一个新传统。在继承传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把新旧传统割裂开来。绕过五四传统。五四时代对古老传统的态度也很复杂,有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派,有胡适、周作人等改革派,也有吴宓、胡先苏等保守派。甚至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和胡适一样,他早期对白话文学的态度与文言文格格不入。他的旗帜是用活文学反对死文学。提倡白话诗的口号是说诗就写;后来,当“五四”新文学站稳脚跟后,他开始带领学生梳理民族遗产,汲取新旧,做好识别、吸收、创新传统文化经典的工作。很多时候,这群改良主义​​者的口头喊叫与实际行动并不完全一致,胡适写诗时并没有练习如何说出来,而是采取了自然的言语节奏,包括模态粒子,时态有意识地运用情态词、感叹词等虚词来再现现代诗的新节奏,注重自由诗的实验。应该说,鲁迅在五四运动期间接近于激进。他发表文章呼吁年轻人不要读中国书,只读外国书。然而,他在大学课堂上教学生中国小说史,五四运动的主流当然是反传统的。这种反对不是放弃,也不是反对,而是扬弃。就是要创新、激活传统,振兴僵化、衰落的旧文化,获得新的机制和思想资源。 “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面向世界,打破藩篱,解放思想,为衰落的民族和僵化的传统注入新鲜的血液。

当然,我们的新文学主要是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建立新的文学范式或风格。这一选择并非“五四”新作家的一时兴起。 20世纪初的文学创新运动是世界性的潮流。从欧洲拉丁文字的改革到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兴起,都接受了科学思想的洗礼。文学的出版和传播与公众的日常生活、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东西,包括传统文学,都要受到科学浪潮的推动。科学的日新月异带来了世界的融合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孤立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文学也必须选择融入世界,与世界对话。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前,我们的先贤前辈就开始对世界进行探索和选择。五四运动成为中国传统文学全面转型变革的里程碑。他们自觉主张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正宗地位,力求文学风格与世界文学同步。我们的散文概念重构了,小说的地位提高了,诗歌从文体中解放出来,格律体变成了自由体,戏剧引入了外来形式。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学范式直至今日。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向世界的一次改革开放,是一次全面的、新的文学选择,是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文学思想到文体风格和风格等各个方面的全面转型和改革。文学语言。上述各方面相互关联,都是科学思潮驱动下的人类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和结果。一百年前,我们的选择就已经落后了。幸运的是,我们的前辈帮助我们做出了正确而明智的选择。

一个世纪过去了,放眼当今世界,我们惊叹不已:科技的信息化、智能化掀起了社会文化变革的新浪潮。我们处在一个几乎不可能封闭和自治的时代。信息的开放、知识的开放共享、市场的国际化等正在再次打破经济的封闭和自足。传统的生产制度和经济文化知识观念。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优先和知识创新成为指导人类生产活动和文化知识交流活动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密不可分,信息知识也越来越重要。它日益引领文化并影响价值观。在信息一体化的趋势下,人类劳动的产物(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分工)和新的分工合作中,只有遵守契约、公平沟通,才能获得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样的科学化浪潮将再次打破我们固化的传统导向的古代观念和落后思维的束缚(对古代文化辉煌的傲慢和盲目自信将成为我们创新的障碍)。网络时代的商品生产和知识生产,使文化的融合、价值观的互补成为社会发展和适应人类新存在的必然选择。科学依然主宰一切、改变一切,文学也不例外。正如一百年前一样,现代报刊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学风格。例如,古代格律诗的节奏规则是建立在注重口头传播的交流基础上的。现代传媒出版和接收的视觉特征大大削弱了“诗必是歌”的特征;现代报刊科学书籍翻译中科学公式的横写,改变了繁体字的竖写排列,使现代诗歌的横排和自由书写成为可能。受科学思潮的影响,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对西方语言的科学体系和逻辑概念的认可,导致了不同于传统文学风格的文学思维和语言表达的变化。例如,大量现代汉语虚词被纳入诗歌中,改变了汉语诗歌的节奏,拓展了汉语诗歌的句型,丰富了汉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带来了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中国诗歌。

当然,文化的融合并不否认文化的个性和民族的特征。例如,五四运动以来的各种新文学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学特征。我们现代白话诗是中国白话文学传统的更新。雅语俗语一直是古代文学的不同语境,从《诗经》中的国风、汉乐府民歌、元曲中的歌词、明清小说中的开卷诗、到诗词歌赋。唐代以来大量的佛教文献的翻译,明末清初圣经中的赞美诗的翻译,以及新派学校的校乐歌曲等,基本上都是写成的。白话。就连古代文人墨客也用两套笔墨写诗,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文学史上流传至今的大量诗歌是古代白话诗。当然,不能说现代白话诗是古代白话诗的简单变体。从根本上来说,现代诗歌的语言受到了很多西方的影响。除了现代词汇(如大量的名词、虚词、双音节词)外,最主要的是语义学(语言的组织,即语法体系)接受了西方的影响,直接影响了自由语的形成。诗。即便如此,汉语的视觉、听觉语言形象特征在现代诗歌中依然鲜明而突出。例如,音韵的和谐、形式对称的基本规则、双声连续词的使用,都是汉语和中国诗歌传统的鲜明特征。就像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些西化诗歌流派或诗人一样,不可能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深刻影响。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以卞之琳、费明、朱英丹等为代表的京派诗人,一方面接受了理查德·慈、艾略特等西方晚期象征主义知识分子诗学的影响。叶芝。另一方面,它凸显了与中国古代宋词精妙的联系。情感与知识、“议论为诗”与“非个人抒情”的诗歌写作风格上的相似性、平凡之美和平凡与不凡的审美情趣的共同属性等,古代文学资源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深刻影响和作用是难以为人所知的。我们去检测,这与我们长期固化的对中国现代诗歌西化观念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中国现代小说在风格、叙事、趣味、语言等方面与古代历史传记、故事小说、民间故事、寓言神话等有相似之处,体现了传统叙事文学的鲜明印记。中国现代散文从大散文中分离出来,抒情叙事散文被视为典型的正宗散文。但古代大散文的观念、写作方法、文体风格却明显渗透到现代散文中。戏剧虽然接受了正宗的西方对话范式,但传统戏剧的观念和艺术品味也在经典戏剧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比如人物的脸谱和现代戏剧人物的塑造,以及戏剧中对情节的重视。冲突。巧合、凸显命运的悲剧、美好结局等等。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西传统结合的创新体。它是一种不排斥传统而是积极改造传统、面向世界的新形式。当然,这种新形式的重构还处于艰难的探索过程中,我们都必须肩负起责任。

传统对我们的影响更多的是潜在的滋养,我们对外国的借鉴则是对创新的自觉选择和需求。我们文学的未来仍然只能沿着鲁迅所倡导的“五四”新文学的方向走:在不失去“固有血统”的同时,还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只有进一步将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大潮中,才能“独树一帜”。我想,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走向成熟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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