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1978年对中国科学的深远影响与杨乐院士的回顾

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如果我们不回顾30年前，甚至更久远，回顾这30年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就无法更加理解1978年对中国科学的深远影响。历史地、客观地。 。

——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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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进入“大科学时代”，它与意识形态、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科学与整个中国社会在这种密切的关系中共同摸索前进。

“总结这段历史时，如果我们不回顾30年前，甚至更长的时间，回顾这30年取得的成就，我们就无法更加理解1978年给中国科学带来的深刻成就。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日前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历史性地、客观地表示，“1978年对中国科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长达10年甚至更长的毁灭。”和停滞，并面临危机。一个鼓舞人心的新开始。”

1978 年：新的开始

人们常说，1978年之前，中国科学面临十年停滞。 “事实上，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始之前，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科学已经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一位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退休研究员向《科学时报》讲述了她文革前的经历。

“我是1962年底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的。当时我所在的科研单位大约有10、20名大学毕业生，他们和我相隔几个月就开始工作。1964年初，我开始在一家科研机构学习和工作。一年多后，我被派往南方某县参加“四清”工作。当我回到北京原单位时，已经是1965年中期了。和我同时分配工作的毕业生，这期间他也被派往各地。”

客观地讲，与1963年的毕业生相比，1962年这批人是比较幸运的。他们至少得到了一年到两年不等的学习和工作机会，而1963年下半年的那批毕业生，按照当时的安排，研究人员在1964年初就下乡了，一个也没有留下。

他们回到原单位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随之而来。 1968年，中国科学院迎来了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此后，整个20世纪70年代，不再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毕业生。

正规高等教育的完全停止对中国的科学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整个20世纪70年代，只有少数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进入科学工作岗位。这些学员大多是从工农兵中选拔出来的。优秀的工作表现，尤其是过硬的政治思想，是选拔的首要条件。至于学历，只需初中毕业即可。经过两年的专业教育，他们匆匆离开。得上班了。

1972年前后，科研工作部分恢复，“但只恢复了少数重要项目，大部分科研人员仍整天沉浸在政治活动和学习中”。一位目击者回忆说，“有人利用我业余时间偷偷搞科研活动，我写的论文都不敢发表。”

1973年，一些科学期刊开始恢复出版。 “当时数学领域只有一本学术期刊，每年只出版四期，论文大概有十二十篇。”杨乐说，“我和张光厚每年都会写一两篇论文，这让我们感到担忧，我们暗自想，‘别太出风头’。”

1978年，杨乐出国访问西欧某国。在与外国同事交谈时，当他提到中国科学近十年来的情况时，他们普遍表示一种震惊。

杨乐说：“一个国家的科学已经暂停了10年，暂停的时间之长、恢复工作的难度是他们难以想象的。”

然而，中国科学已经从这样一个“外人”无法想象的起点逐渐恢复过来。

1978年，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在全国选拔200多名优秀科研人员进行培训。 1979年，第一批被派往发达国家深造。当时，杨振宁对这一倡议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庐山物理学年会上提出“应扩大的建议”。因此，当选拔第二批培训人员时，人数一下子扩大到3000多人，涵盖了科技各个领域。完成学业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对祖国和祖国科学的信心回到了祖国。他们带来的最新科学进展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时隔10年的中国的距离。科学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尤其是科学家地位的提高，对科研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陈景润、杨乐、张光厚等一批科学家致力于科学、在逆境中坚持不懈的事迹，成为当时青少年教育的典型教材。 。 《白卷英雄》的故事已经彻底成为历史。

由于“文革”前毕业的科研人员大多主修俄语，英语水平相对有限，一些院校恢复了“文革”前中断的英语培训课程；恢复学位制度；大多数工农兵学生接受了再教育，其中很多人还获得了博士学位。1982年，科学界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中国科学走上了正轨。

1985年左右：一度迷失在经济中

从臭老头到青少年的人生榜样，科学家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受经济大潮影响，一度出现回落。

“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是国家的重中之重，经济成为主战场的同时，科学本身的发展与国家对科学的要求一度出现偏差。”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科技政策学者范宏业和科学史学者王扬宗一致做出了这一评价。

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把科学纳入经济主战场。

2002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方鑫写过一篇《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评价》的文章。文章指出，当时最重要的政策动向就是所谓“堵一端、放互联网”。 “堵一端”是指拨款制度改革，目的是改变科研机构在经费供给上对行政部门的依赖，使其能够积极服务经济建设、调整布局科研机构按照商品经济规律，安排一定的业务经费，实行基金制度，通过基金对项目给予支持。

科学与社会学者刘力在评价科技体制改革时表示，从总体上看，科学服务经济的理念没有问题，应该坚持；但当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具有直接应用价值和具有商业价值的技术和基础研究的不同特点和需求，没有进行足够的区分，要区别对待。

因此，方鑫在文章的结论和建议中写道：“科技体制改革把加强科技与经济融合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却忽视了保障科学充分发展的需要。而在这个目标下的技术，改革与目标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却是以牺牲整体为代价的。”

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大多数科研人员，尤其是当时的研究所领导，抱怨最多的就是资金匮乏。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表示，在数学研究所的生活相对轻松，因为从事数学研究不需要太多昂贵的设备。这笔“一定数额的业务开支”勉强能够应付人员和数学的需要。除了图书馆的两项重要开支外，所剩无几。对于其他机构，尤其是北京以外的机构来说，“勉强应付”并不能保证。一位董事甚至回忆起为了支付工资而四处奔波有息贷款的经历。

“当时我们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了普通基金，总共3万多元。”前面提到的退休研究员说，“而且这个项目需要一台电脑，经过多方询问，一台286至少要3万元，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其他四五个项目中拼凑起来。”

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国家领导人曾批评某研究所领导说：“某某研究所所长是科学家，却不懂得经营企业”。面对资金困难，他也希望为国民经济做出贡献。为了做出贡献，一些原本从事基础研究的机构主动开办开发公司。结果，他们要么因经营不善而血本无归，要么被奸商欺骗，欠下更多债务。

“善于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很好的赞美。当时北京中关村高科技街的应运而生，与这种赞美所代表的社会舆论走向密切相关。现在看来，当时可谓是鱼龙混杂。虽然贡献了联想这样的王牌企业，但当时这条街上的高科技人士大多只是商人和投机者。他们甚至会在冬天转而销售。羽绒服。 “这是一条当时受到了过多关注的街道。”杨乐说。

科学在经济中消失了。 1978年科学家地位摆脱政治影响后，再次受到经济地位的冲击。 1988年的一位研究员级科学家回忆，当年他的月薪只有188元。然而，当时的出租车司机轻松收入3000多元，外籍酒店服务员的收入在1500至2000元之间。等等，合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年轻工人月收入也超过千元，更不用说经商致富的新富了。

即使到了90年代末，文革前被选为院士（教员）的老牌科学家的月收入也只有1700元。 1991年新当选的院士（教员）月收入约为1500元，而普通科学家和高级研究人员只能领取800元。一时间，“脑体颠倒”成为热门话题。 “造导弹的人不如卖茶叶蛋的人，拿手术刀的人不如拿剃刀的人”。这个比喻一度在民间广为流传。

“其实，当时整个国家并不富裕，为了摆脱贫困落后，优先发展经济是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不花更多的钱去扶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简单的生活，对物质要求不高。对我们来说，拿到多少钱，影响并不大。”杨乐说道。

然而，“脑体倒置”的情况仍然对年轻一代产生负面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选择未来职业时，绝大多数中小学生将“经商”、“创业”列为首选，科学家、英雄则让位于“经理” ”和“商人”。

据《科学时报》报道，科学家的子女在面临职业选择时，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与父母完全不同、更“赚钱”的职业道路。

1995年：新的历史转折点

1995年是中国科学的另一个转折点。 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坚持教育为基础，把科技和教育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这实际上是对科学必须为经济服务这一说法的合理修正。”有学者表示。

1998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教育科技经费预算安排确保教师工资按时发放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确保预算内教育和科技经费分配增速较高。关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首次明确财政预算执行中超收入部分也要相应增加教育和科技拨款，确保年度预算执行成果实现增长速度法律规定。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杨毅勇等提供的研究数据显示，1995年至2005年10年间，我国R&D经费支出及占GDP比重呈现稳定快速增长趋势，每年平均支出 22%。增速远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十多个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下，科研条件和科学家待遇显着改善。拼凑计算机的历史已成为科学研究人员的“笑话”。目前，仅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每年的设备专项经费就可以达到至少200万元。

2007年，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有学者在解读这一理念时表示，它把“科学技术作为灵魂”置于“地位”。

“文革前后，甚至是20世纪80年代，我都无法想象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一位研究人员表示，“现在，别说是世界一流期刊，就连中国科学家在《Science》、《Nature》等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也不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978年，杨乐出国访问时，一份报告不仅要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科院院长方毅亲自签字，还要全体政治局委员宣读。正式批准。 20世纪80年代，政策有所放松，但经济状况成为新问题。如今，科研人员考虑是否出国考察交流时，不再需要担心政治、经济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是否有时间。

近10年来，中国科学与世界的距离迅速缩小。一大批科研机构提出了“国际前沿”、“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 “一批优秀科学家已进入国际平台。”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副主任朱作彦在评价当前中国科学成就时表示：“我们已经结束了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利用先进国家的两个历史阶段。具有与他人合作研究的资源优势，已开始登上国际科学平等对话的舞台。”

2008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杨乐、洪德元、胡亚东等一些科学家在充分肯定过去30年取得的成就后，面对更长远的道路，提出当前科教领域存在的问题。有一些缺点。从这些问题中，人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对科学领域的影响。

一是基础科学投入不足。

杨乐说：“基础科学投入不足是一个老问题，过去我们没有能力，但随着经济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如果没有基础科学投入，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我们很难做出原始创新。”

化学家胡亚东说：“基础科学的投入也许看不到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它是一个国家文化和智慧的积累，不能简单地用投入和产出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表示，目前基础科学的实际投入与合理布局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至少应该有3倍的提升空间”。

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杨乐和洪德元一致谈到了我国高等教育水平需要提高的问题。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杨乐说，“在那些科研型大学里，教授一般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他们面对学生的实际能力往往并不理想。”而这些科研型大学往往都是我国的一流大学。洪德源说，“我们应该看到，人才的培养直接影响到中国科学未来的发展。”在杨乐看来，年轻一代优良传统的丧失也是教育的严重缺憾。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很难看到老一代人对科学的热爱和对科学的奉献精神的遗产。受市场经济影响，他们更关心“一份好工作”和“一份好收入”。

“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也影响着中国科学前进的步伐。洪德元说：“当前，太多优秀科学家当官、从政，影响了一线科研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他告诉科学时报，几天前，他和一些当官的中层年轻科学家说：“你们很多人都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潜力，真可惜！”

此外，科研评价体系的缺陷也成为近10年来科学界最关心的新问题。杨乐说：“科研评价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即使是同行评审这样相对客观公正的方法，也会因为小同行的稀缺而造成一定的困难。”

现行的评价体系与科学本身规律相去甚远。特别是科研项目的申报和评估中涉及非学术因素较多，人际关系等问题混杂其中，严重影响了科学界的学术氛围，科研成果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完全有保证。这一点，在杨乐看来，也是最难改变的。 “建立一个好的评价体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甚至一个简单的建议就可以解决。这是必要的、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认真思考和探索的。 “一个好的评价体系，能够对中国科学未来30年、50年甚至100年的长期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两位院士再次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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