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变化与现代化影响下的文化发展战略探讨

本文发表于《江海学术》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姚新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伦理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当代中国伦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变化，以及认识道德问题和伦理困境的方式和视角的变化。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伦理道德领域呈现出旧传统与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相互激荡的局面。新时代，制定适应新社会结构、新国家治理体系的伦理文化发展战略，需要更新现有理论框架，改变常人思维惯性，从实际出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特别是在生命科学及其他新兴科学等一系列学科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对话。同时，这一战略也必须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深入、日益全面的背景下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道德发展的轨迹和趋势，理解道德变迁的文化发展策略。

关键词：伦理道德 现代化 全球化 文化发展战略

当代伦理道德问题

今天我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又是怎样的呢？如何理解40年来伦理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变化？没有实证数据和实地调查的支撑，无论是“道德攀登”说还是“道德滑坡”说都只能是空泛、似是而非。除了造成多方面的误解外，它无助于我们理解伦理道德的发展变化。在文化发展战略中作出准确评价和定位。为了真正回答当代伦理道德发展问题，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所通过多次江苏省和全国的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更准确地把握伦理道德提供了实证数据。道德和伦理状况。这概括了三大轨迹：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轨迹、伦理道德演进的问题轨迹。伦理、伦理与大众意识形态的互动轨迹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当代伦理道德的变迁是在中国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发生的。我们必须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来审视和认识伦理道德的宏观演变和发展。微观的变革和自觉地把伦理道德的变革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伦理道德变迁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过程，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变化，以及不同时代认识道德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方式和视角的变化。 40年来，伦理道德有没有发生变化或者得到长足的发展？如果是发展，这种发展是时间上的线性进展还是螺旋式上升、有低有高、有来有回的复杂过程？在螺旋式上升过程中是否有可遵循的文化轨迹和规则？如果有的话，这个轨迹是什么？如何解释这样的轨迹？这些问题涉及我们对变革、发展、人性和进步等核心概念及其与伦理的关系的理解。 “变”是对事物变化的相对客观的描述，“发展”是对伦理模式、道德形态、关系方式的价值评价，可以用新与旧、高与低、优与劣、 ETC。

现代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一个显着标志就是现代化。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伦理道德问题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由于工业革命的加速和世界的互联互通，当代社会的道德变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迅速，文化多样性引发的冲突和摩擦也更加激烈。然而，在价值观交叉、文化多元、选择多样的环境中，一些行为、活动和选择的伦理影响会急剧放大，而另一些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清楚地看到。例如生命基因编程、人工智能设计等不仅可能提高我们对生命、有机体、潜力等的认识，还会影响我们对道德主体、道德行为、道德责任的认识。但高科技、黑科技可能带来的道德后果无法立即全面、清晰地呈现，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及其对道德主体责任的意义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对潜在问题的伦理分析和评估吗？显然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活选择也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如果等到问题弄清楚了才做出评价，道德后果往往会难以想象。因此，我们必须超越结果论与道义论的对立，兼顾动机与效果、和谐义务与功利主义，预先预设文化共存与理性主导的原则，评估科技行为和重大选择的伦理后果，制定评价标准。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活动的问题目前并不存在或不产生伦理后果，但我们应该根据现有的发展状况来估计和建立其未来可能的模式或形式，并根据具体原则做出伦理决策。对后果做出道德假设。只有对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高级伦理问题、可能产生全球影响的事件等提供适当的伦理评估、预设或干预，“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策略”才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价值。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与统一

当代伦理道德领域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问题，人们对伦理道德问题存在着对立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解读，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诸多紧张关系。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影响着我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理解。判断。旧传统、新传统、虚拟传统和再造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应该重新推广哪些传统成分以适应当今社会？用浅与深、革命与进化、落后与进步等术语来说，每个时代都存在传统道德的“创新发展”和“创造性转化”问题，但发展和转化的标准实际上是依据和应该的。基于什么？这些问题是我们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然而，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它需要而且确实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早期现代化观念过于强调个人权利和理性批判，乐观地强调科技革命、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将导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全面变革。它对工具理性抱有过高的期望，对普遍性的绝对化导致了理性与情感的对立，道德要素的边缘化甚至丧失。特别是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产生的极端意识形态，加剧了道德连续性的断裂，使各方面的伦理关系日益紧张。这对社会、文化和家庭产生负面影响。对生命和个人的全面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事实上，现代化并不一定完全推翻传统。特定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往往受到传统文化的改造，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如何评价传统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已成为现代化理论新的发展领域。无论是对传统的片面认识，还是对现代性的片面认识，都会导致道德真空、观念对立、价值断裂。如何认识道德生活新常态？新形势下如何实现伦理重塑？仅仅站在传统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当今观念混乱、关系混乱的现象是容易的，但却是无益的。但从未来的角度来评价，由于缺乏对历史走向的把握，也显得浮华而不切实际，就像盲人摸象、翻山越岭猎牛一样。这些是我们必须跨越的意识形态壕沟，以理解和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道德问题和道德困境。

研究道德发展的文化规律，我们要把局部变迁的经验与整个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如上所述，长期以来，极端“现代化论”的倡导者倾向于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认为传统着眼于过去，而现代生活则面向未来，经济发展、技术革命等必然会发生。带来全面的社会文化变革，这种变革是革命性的、不可逆转的、线性的。这是一个彻底取代旧道德并成长为新道德的过程。这种成长表现为从不宽容和独裁到宽容、多元化和理性；从性别、代际、年龄等诸多因父权制、父权制、父权制而产生的不平等，发展到男女平等、长幼平等、夫妻平等；从小农经济到城市化、市场化、跨国公司经济；从政治等级分离、极权主义到民主、平等、参与等等。然而，这样的自信并没有得到20世纪社会实践的证实。 20世纪70年代以来，希尔斯、吉登斯、英格尔·哈特、格罗斯、布莱克等当代理论家虽然认识到现代化对传统具有批判和变革的功能，但也开始注意到，虽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和道德的变革，变化，但变化不仅仅是一种模式。变革的形式、规模、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传统文明和本土文化的路径。他们通过理论建构、历史反思、实践考察、数据分析，论证了从昨天到今天、从传统到现代的历程是一种进步，而不是一种断裂。现代性不仅改造传统，而且也不断被传统改造。现代化与传统是对立统一。

当代道德伦理学的许多研究似乎并没有过多关注这种理论变迁，或者仍然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作为主要参照系，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或者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名，全盘否定现代精神，把回顾作为文化复兴的主要手段和标准。这样的出发点必然会导致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伦理学的歪曲或曲解。不可能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来描述道德变迁的轨迹，更不可能根据哲学观念和实践理想来综合评价社会文化的变迁。片面悲观主义和极端激进主义会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导致经济社会问题演变成道德问题。如果长期不解决，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形成革命运动，就像溃坝一样。道德基础的彻底崩溃，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决裂。相反，如果能够成功走上渐进式改革的道路，虽然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但可以随时调整，逐步解决。从长远来看，将对伦理道德产生积极影响，有望形成与时俱进的伦理评价。制度、道德训诫制度、社会惩戒制度、诚信互助制度。

就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如何创造性地改造、创新性地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技术、生产方式，而且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现代化进程。它既是发展的根本标志，也是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标志。社会的基本要求和价值期望。激进的现代化理论建立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反对传统来展现现代性的乐观进步主义。现代性指向更美好的未来：现有的一切都可以被替换或更新。然而，伦理道德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复活“温暖有情”的人际关系，而是在新的经济基础、社会关系和科技发展的基础上重建道德观念和理想；应对道德冷漠、道德沦丧现象，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义愤，更需要在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中把握现代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撬动道德发展的力量顺应历史潮流，强化伦理关系。

做伦理道德研究的人往往倾向于夸大精神的作用而贬低物质生活，夸大其价值而低估事实。中国实践与西方实践的历史以及今天的古今之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倾向的体现。伦理当然与精神生活相关，但精神生活的建设必须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协调基础上。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仍然是我们的思想指导原则。传统与现代统一的标准之一，就是要破除软规则伦理独立于或凌驾于硬制度法律法规之上的传统观念。尽管道德美德在个人生活中具有价值和意义，但在国家治理层面，关于德治与法治的争论应该也必须结束，因为现代国家不可能回到熟人社会，国家治理制度不能靠个人品格和魅力来维持。只有建立和维护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伦理道德才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并健康发展。

后现代性与伦理困境

如果说道德观念和伦理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的复杂问题，那么我们就更难准确把握当代社会遇到的伦理道德问题。每一代人对伦理道德的认识都会因社会发展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特殊伦理问题和一般道德困境的认识也会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何在认识变化的同时认识变化的问题？这种变化是在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在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工业革命加速推进、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国际交往和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背景下，道德价值观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伦理道德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与以往不同。不同时代的特点。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我们提出当代伦理道德问题的方式、我们的认知形式以及我们能够达到的理解水平。

新科技革命、新生产方式、新生活方式的形成，对伦理道德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变化正在将世界变成一个“社区”。全球“互联互通”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现实。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它正在改写人类发展历史，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共存结构、生活结构。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让我们重新认识生命和人类的遗传密码。科技的发展带来光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未知的因素。它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什么影响？将对各个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什么影响？对国际秩序和格局的演变有何影响？对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有什么影响？伦理理论无法回避这些问题。相反，我们必须积极地认识、适应、解释和引导由此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互动方式、沟通方式、表达方式、行为方式和评价方式，理解和解释它们的道德意义和价值，并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问题。

面对现代性的弊端，西方诸多思想流派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因此，启蒙反思、第二现代性、回归传统成为后现代性的暂时趋势，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这些思想和理论传入中国后深受人们欢迎，促进了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恢复。同时，他们还为思想领域增添了新的元素。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共存中，也促进了它们之间的互动。的紧张。由于没有真正把握现代性本身的内在价值，对复兴传统传统的价值的认识只能变得越来越工具化、简单化和简单化。传统文化只是被用作经济发展的辅助手段或实现政治要求的工具。更有害的是，在理性和精神启蒙尚未完成之前就过早宣告启蒙的终结，在尚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中结束现代性的死亡。这不仅未能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反而助长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激发了极端保守的思潮，复活了诸如“中体西用”等被历史证明无效的观念或理念。 ，它产生的新问题多于它所能解决的旧问题。旧的已经过去，但它仍然是死的；未来已经到来，但我们对它却知之甚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价值的解构，一方面为传统道德影响当代生活价值开辟了一定的空间，缓和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改变了现代性单调冷漠的面貌，但同时也解构了普遍有效性。的道德原则。凸显伦理道德问题的历史性、地域性和特定性，使道德情境的差异导致伦理文化具有强烈的个性化和相对化。以前所谓的普遍有效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已经不再有效。任何问题都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不仅可能导致道德多元化和道德相对主义，而且还增加了我们理解道德问题和伦理发展的难度。

如何立足新时代、新社会格局、新国家治理体系制定伦理道德发展文化战略？我们已经并将面临许多新问题。我们需要更新现有的理论框架，改变平常的思维惯性，这就需要实证研究。因此，伦理学除了与法律、政治、历史等相结合外，还必须进入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认识现实。 ，把握现实，然后解释现实。伦理学还必须进入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环境科学等领域，掌握最新的科技发现和科学模型，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伦理思考和指导。一方面及时应对科研中出现的新问题。为应对新的挑战，实验哲学、实验伦理学、道德心理学等跨学科学科相继涌现。实验伦理学虽然有生物还原论的嫌疑或危险，但通过对各种心理机制和生理因素的科学检验，可以对应人们在各种道德情境下心理反应的道德特征，分解道德反应的过程阶段。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与道德、生理与心理、压力与选择的关系，了解伦理观念、道德心理对道德选择的影响，把握道德环境对道德决策的制约、道德的影响等。因此，对于认识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全球化、价值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因此，从现代化的角度讨论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时，我们也必须把这一战略放在全球化日益加速、深入、日益全面的背景下。过程中予以考虑。当今全球化进程遭遇明显阻力，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逆全球化等论调备受关注。曾经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转向主张开放一体化、经济合作、文化共享；而曾经主张自由贸易、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由于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如今保护主义盛行，从热衷全球化到排他性爱国主义，从积极推动跨国合作到反思和反思。甚至批评多边主义。有人由此推断全球化已经结束或正在结束。

人类文明史表明，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化，经济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交流加速、经济融合、政治合作、文化共生。全球化的这一基本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封闭主义、排他主义可能会减缓全球化进程，但无法结束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今天遇到了严重问题，不仅涉及经济结构性问题，还涉及伦理价值观层面的冲突或对立。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中的短期困难和长期趋势？学者们提出了“厚全球化与薄全球化”、“短全球化与长全球化”、“旧全球化与新全球化”等多种理论和模型，从根本上解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同的观点，希望通过更开放的讨论和更平衡的实践，抛弃过去的、旧的全球化模式，重启新的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的基础仍然在于经济、政治、技术、治理的融合，但也需要文化、价值观、观念、规范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全球化的内部和外部问题，必须关注全球化本身带来的伦理价值问题。理解当代伦理道德的发展，也必须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发展之中。之中。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甚至冲突。新的伦理道德在世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中孕育，其发展只有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才能实现。获得。短短40年，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进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问卷调查显示，92%的中国人对“全球化对他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的回答是肯定的，远远超过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什么？首先，是因为中国通过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视野扩大。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全球意识，也不能忽视中华民族关注世界秩序的思想传统和世界一家人的历史情怀。在全球化遭遇困难的今天，如何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这种传统和情感，对于推动培育全球生命共同体，通过协商交流而非霸权主义实现世界和谐具有特殊意义。这也是中国为形成新的全球伦理所应做出的精神贡献。

从道德冲突到伦理融合的过程，是从文化多样性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这是当今伦理道德发展的必由之路、最根本的文化方略。 “文化多样性”是现实，是人类文明多元化发展道路的结果。承认这一现实本身就是进步。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化孤立和文化霸权交替主导着文化关系，文化一元论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人们对异质文化的态度。只有在经历惨痛教训后，越来越多的人才逐渐认识到多元、不同文化形态的共存，认识到不同文化的内在价值。这为我们走向全球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文化多样性是起点，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终极目标，是令人振奋的愿景和激励人们奋斗的理想。

从文化多样性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仅仅用经济发展来衡量，更应该用道德进步来理解。每个人欣赏自己的美、别人的美、分享美、世界统一的价值情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或形式。与这些阶段相对应，不同的伦理原则和理想开始发挥作用和影响。首先，从多元文化到跨文化或跨文化关系，不同文化从独立和孤立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跨文化关联。这样的关系既包括合作，也可能存在摩擦和冲突，就像我们今天的国际社会一样，包括国家之间以及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合作组织之间的分离。现阶段我们应该倡导的价值观是“和而不同”，强调要尊重和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文化共存）。其次，从跨文化性到文化交叉性或跨文化，不同文化不仅共存，而且相互交织、交叉。独立文化跨越其他文化的边界或接受异质文化的进入。文化交织并形成文化网络。我们在此阶段提倡的道德价值是“不要对别人做你不想别人对你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也是应提升的价值。第三，通过文化跨界，文化之间的相互性取得了质的飞跃，形成了相互转变和变化的跨文化阶段。多种文化不仅交织在一起，而且相互构建，实现共享和相互学习，并超越一定层面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以便不同的文化不仅可以彼此接受，还可以从其他文化中吸收营养。它丰富了自我，并有助于形成超越差异的文化活力。相应的道德价值是“如果您想建立自己，可以帮助他人；如果您想帮助自己，可以帮助他人”。通过这种文化相互学习，互补和共同的繁荣，我们有可能达到第四阶段，即文化共同性或“共同文化”的阶段，并通过价值整合实现文化统一。与之相对应的道德原则是古代中国人期望的伟大道路的旅程。世界是为了共同利益已成为普遍的道德原则。不同的国家和国家共享相同的命运，形成了一个为人类共同未来的社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拥有人类共同未来的社区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理想和道德目标，但在这个阶段，这还不是道德生活的现实。在这方面，在思考道德和道德发展的文化策略时，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注意：图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