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财经新闻行业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的长篇分析

两年前他退休时，我和他谈话，他说如果我没有坚持到现在写作，我可能早就死了。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这样的记者活到80岁甚至更老？我们中国也能有一些这样的记者、作家、专栏作家吗？

1月25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英国《金融时报》原副总编辑李芬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普惠新闻奖”颁奖典礼上致辞复旦大学新闻系和蚂蚁金服商学院。目前，中国财经新闻业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和机构应该为社会提供财经信息服务？国家负担得起吗？市场能承受吗？学者能负担得起吗？张丽芬认为，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以下为张芬演讲全文：

谢谢陶福，谢谢尹院长，谢谢陈龙教授。刚才陈龙教授提到，人都是很懒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花时间去评价普惠新闻奖。刚才尹老师提到，人都是很懒的。财富。三十年来，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财经新闻、自己的财经记者。但2016年，我们自己的财经新闻、我们自己的财经新闻达到什么程度了？

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每天接触到的财经新闻都是数字。关于我们每天接触到的数据，这些索引告诉我们什么？事实上，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市场、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增长有想象力。一般来说，股市上涨，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对当时经济的正常反应。股市上涨，就是对那个地区、那个国家经济基本面的肯定。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过去的16个月里，你可以看到中国股市从2000点波动到5000点，最后从5000点波动到3000点。但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正在下行。因此，这些数字本身有时并不能告诉我们经济的真实情况。

什么样的人和机构应该为社会提供财经信息服务？国家负担得起吗？市场能承受吗？学者能负担得起吗？我想这些都是问题。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自媒体近三四年的发展、成长和影响力似乎对机构媒体，甚至对我们来说，都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业内人士开始提出一个问题：自媒体有没有可能取代机构媒体？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持比较守旧的观点。我想如果我们的社会还需要急需的公共产品的话，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机构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即为全社会提供可靠、准确的财经新闻公共产品。

说到机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金融时报》于1888年在英国伦敦创刊，《华尔街日报》于1889年在纽约创刊，晚了一年，仅相隔一年。还有刚才陈龙教授两次提到的杂志。 1843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一年，它也在伦敦成立。这本杂志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专注于舆论，服务于全世界。一本为世界上最有思想、最有影响力的人提供智力资源的杂志。

我带来了彭博社创始主编的一份副本。 1979年，他是一名交易员。当时，他突然想创造一些东西来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和金融专业人士提供信息。他找到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的名字叫马特。当时Mike就想，如果要做财务信息，为什么要做这个呢？你的兴趣是什么？当时他问了两个问题。他说，迈克，如果我是你们的主编，你们公司有新闻报道，你们就可以报道。他说你可以举报，没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如果我发现你有情人，我可以举报吗？他说你可以举报，但我现在没有情人。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数字背后需要有一些游戏规则可以摆上桌面来构建我们服务的公共产品。这个东西适合每个人，这个信息适合每个人，每个市场。这很公平，至少这是我们的愿望。

说到机构，就不得不谈人，我特别想谈一个人，今天可能会多提一点金融时报。大家都知道，英国《金融时报》七个月前就被日本日经集团收购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FT和日经集团的合并协议，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日经集团斥资13亿美元仅收购了近550名FT记者和编辑，并没有包括任何其他资产。 。现在英国《金融时报》伦敦总部所在的房子仍然属于前母公司。我们来做个简单的算术：日经指数花了250万英镑买下了《金融时报》的每一位记者和编辑，他们的身价也达到了250万英镑。如果这些记者走了，这个组织、这个报纸、这个多媒体组织将不复存在。

因此，机构不是虚拟的东西。一个机构需要一群有共同理念、受过类似训练的人，以及一群致力于公共利益本身的人。这是我的同事，也是我在《金融时报》工作期间给我帮助最多的人。我们叫他“马叔叔”，他是英国《金融时报》的副主编。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有一天请你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或者英国财政大臣，你愿意答应吗？他很随意地说，他说我可以。当一名财经记者能够有这样的胸怀和积累去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当他每天所写的东西能够直接影响汇率和国家经济政策时，那么财经新闻行业就会有地位了。谁能召集最受过训练的人加入他的行列。甚至有人告诉我，这次日本经济集团要收购FT，他们要收购FT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组织不是空的东西。没有优秀的人才，组织就只是一个空壳。

这是我经常提到的另一位同事。他的名字叫塞缪尔·布里坦。他两年前从英国《金融时报》退休。退休时他已经81岁了，工作了60年。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理由让如此优秀的记者、作家、专栏作家为这样一个组织服务。我想这也是中国财经新闻业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不是经济学家。我的大部分经济学都来自于我刚才所说的。他也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女王封为爵士的战后财经记者。唯一一位在法国被封为爵士的英国记者。

两年前他退休时，我和他谈话，他说如果我没有坚持到现在写作，我可能早就死了。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这样的记者活到80岁甚至更老？包括像克鲁格曼这样对美国和欧洲有很大影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他在过去的两三十年里继续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孜孜不倦地工作，与市场和读者沟通？他的学说和他对世界经济现象的看法。中国也能有一些这样的记者、作家、专栏作家吗？

五个月前，我接受了上海第一财经传媒的邀请，担任第一财经传媒的首席顾问。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PPP来看，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市场、第一大进出口基地。但我们是否看到伴随其他国家崛起而出现的非常强大的媒体和有影响力的媒体呢？现在看来，中国再次证明了自己的特殊。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但中国没有强大的媒体。这是我们在座所有人、所有媒体人、所有学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这是一位英国摇滚歌手，名叫大卫·鲍伊，十天前刚刚去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虽然他去世了，但他留下了作为摇滚歌手的遗产，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笔财务遗产。他20多年前就发行了债券，总共出售了5000万美元的债券。什么用作抵押品？他用当时出版的25张唱片的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我们的财经新闻，看世界要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我查了一下，20多年前购买他的债券的人每年的利润接近8%，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回报。

冬季达沃斯刚刚结束。原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先生现任中国证监会值得信赖的副主席。这次他在达沃斯讲了很多话。我为什么给他举这个例子？您可以观看下面的视频，大约两分钟长。

进入互联网时代，刚才提到了小运气。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对于“求证”，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说，现在很难确定信息的来源。我们经常发现社交媒体上突然出现两年前的一条信息。即使是专业媒体人士有时也会忘记相信消息来源。这是我从视频财经上摘下来的，因为我看到很多关于方星海先生所说的报道，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是否存在误解。归根结底，这些情况都得回归到新闻业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消息来源是什么、它是关于什么的。这些事情不是靠高科技、高平台就能解决的，而是靠一代媒体人自身的基础训练来解决的。

所以我认为，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我们就不能告别我们传统的、我们的一些经典训练。相反，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回顾并重新巩固和发扬我们最好的、最基本的训练。当然，这是我们所熟悉的。 “阿姨”一词现已被收录在英语词典中，指的是中国的散户投资者。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的这些现象？这是我们媒体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两点：第一，非常感谢蚂蚁金服颁发普惠新闻奖。我想对包容这个词做进一步的解释。我觉得如果今年的首届普惠新闻奖能够给中国的财经新闻和财经新闻树立一个比较高的专业水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作为一项公共利益，最终的结果将是整个社会、整个商业社会的普遍受益。希望普惠新闻奖能够取得成功。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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